忠誠、勇氣、奉獻
推介《我的聯邦調查局》1

袁紹基◎著

我的聯邦調查局

路易•約瑟夫•費里(Louis Joseph Freeh) 是前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 (1993-2001) 。

費里撰寫《我的聯邦調查局》似是為了回應Richard A. Clarke 的《Against All Enemies》和克林頓的《My Life》。如他寫作的目的真是這樣的話，那麼他達到了他的目的了！ 至少，他成功地把克林頓塑造成一名頗為不堪的總統。2

在《我的聯邦調查局》中，費里一再指責克林頓對他的拑制，使他及其聯邦調查局的力量不能全力啟動來對付侵美的恐怖份子。他訴諸美國人的愛國情緒而令讀者憎厭克林頓，並使自己能佔領道德高地，令讀者傾向同情他，並理解他為何不得不反對克林頓 – 他的恩主。

忠誠、勇氣、奉獻

費里大半生從事公職：聯邦調查員、檢察官、法官、聯邦調查局局長。他一再強調，「忠誠、勇氣、奉獻 」3，說這是他從事公職的座右銘，並常以忠義自居。 但從中國傳統的忠義觀，重情義、重報恩，和所謂「得人因果千年記」之公職價值觀來看，費里絕對不合格。

中國的傳統忠義觀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價值觀裡，做人對朋友須重情重義，即使為此而捨身犯險而在所不惜。從事公職的人，對曾欣賞過自己或提拔過自己的上級、「恩主」、「恩公」、或「恩師」等都要以義報之，而為了盡義，即須違規犯法也是應該的。三國時蜀漢名將關雲長就為了報恩，在華容道放走曹操。這種行為實是背叛其國家利益，但關羽就是這樣而得名頌千古，被尊稱為「關公」，成為中國警察行業之神，得千萬中華警察的膜拜。故從這種中國文化的角度來看，費里絕難稱得上是忠義的警察。他在《我的聯邦調查局》書中這樣針對他的「恩主」克林頓：「在我擔任聯邦調查局局長的近八年的任期中，我用上了大部的時間調查委任我的人」4 。

或許，我們應這樣看，作為美國國家的最高級的警察(“I was the nation's top cop”)，費里是要向國家 –即人民效忠，而別無選擇。作為效忠人民的國家警察頭子，費里選擇了效忠人民而背叛國家領導人和其「恩主」。他確信，他是有足夠的理由和責任去履行其義務，即使因此而要背義提拔他為聯邦調查局局長的「恩主」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也在所不惜。不竟，在向人民(國家)效忠、向國家領導人輸誠、向「恩主」盡義之間，費里只能選擇向人民盡忠而背棄克林頓。從中國傳統的「關公」文化，費里可算是個不仁不義的人。

恩怨國難情

費里和克林頓關係惡化始於1996年Khobar Tower美軍營被襲案。在該案中，有19名美國人死亡。對此，費里憑著其所掌握的情報，相信主謀人應是伊朗政府的高層官員。費里本想動員一切力量來把主事者繩之於法。但在調查的過程中，特別在取證的過程中，?邦調查局卻碰到層層來自白宮的障礙和壓力，這包括調查員難以和遭沙地阿拉伯政府拘押的疑犯會面問訊。費里對克林頓的指控並沒有提出什麼實質的證據，但他卻堅持地相信克林頓阻止?邦調查局查案的原因，主要是為了向其時新上任的伊朗民主選舉產生的總統Mohammad Khatami　示好。　費里還指稱，克林頓在和沙地阿拉伯王子The Crown Prince Abdullah會面時，只向王子提出給他圖書館捐款事，對要求協助緝兇時則隻字不提。

Khobar Tower案只是克林頓無心「反恐」的眾多例子之一。他舉例說，美國軍方、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曾策劃周詳地對拉登施以雷霆攻擊，以報復美國駐肯尼亞和坦桑尼亞大使館遭轟炸事件，但克林頓就是搖頭。又如，在1996年時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本有機會聯手拘捕Sheik Mohammed5 的機會，但也因克林頓在決定上一再猶豫而無功而退。費里更指出，在2000年時，他曾向巴基斯坦總統Pervez Musharraf施壓，要求他迫使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拘捕拉登，但也因克林頓的不溫不火的態度而一無所獲。6

在《我的聯邦調查局》書中，費里不停地抱怨。除對克林頓的批評外，他還指責國會對他改進聯邦調查局效率的要求一再阻撓。他指稱，他曾一再要求撥款更新聯邦調查局的電腦系統或增聘人手，以配合形勢的需要，但國會每次只是象徵式地給他小量的撥款，例如，在2000-2002時，調查局要求增聘1,900名調查員，國會只批准新聘76名。費里不停地埋怨聯邦調查局在缺乏現代化裝備、相對地足夠的人力資源和來自四八面的無理批判和制約等的壓力下，如何胼手胝足地打了一場又一場的硬仗 。

在國際視野方面，他認為美國作為世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當上世界警察也是理所當然的事。但不幸的是，他的信念和克林頓相左，終而因「白閘事件」(Whitegate Scandal) 而反目成仇。對此克林頓曾說委任費里為聯邦調查局局長是他的最大錯誤；而費里則說，他以得聞此語為榮。7

公義、正義、仁義之路

在書中，他縷述了他在新澤西州(New Jersey)的童年、少年、求學和成長的生活，包括他怎樣學習法律，當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員、檢察官、法官、以至聯邦調查局局長等。書中既有闡釋他的世界觀、政治觀、也有對國家和家庭的忠貞觀更有其個人對公義的追求和信念。他認為法律執行機關打擊犯罪份子，不僅僅是維持社會秩序，更是為了伸張正義、保護無辜的人。不過，他也強調保護疑犯，甚至保護犯人等的權益也是維持正義的一部份。因此，他一再提醒執法人員應有自我抑制的能力，避免在使用權力時令無辜的人、疑犯、犯人受到不應有的傷害。8

費里對執法人員，特別對FBI調查員在使用權力而令無辜市民受到毀滅性的傷害，有著一股刻骨銘心的體會。這不得不提及書中講述他在求學時期的某次「經驗」。

事緣1968年，其時，費里是大學二年級生(sophomore)。在一頗為寒冷的深夜，費里從其兼職處下班回住處途中，看到一名流浪漢倒?在鎮會堂前，不禁心中惻然，遂不顧一切地把該漢子扶回住處給他蓋被取暖。第二天早上，該名叫Flaherty的流浪漢告訴費里，他潦倒街頭的原因是因為FBI懷疑他是共產黨份子，不停地向他作出這樣或那樣的調查，使他失掉一份又一份工作，終令他失去謀生的能力，以至潦倒街頭。在該席話後，費里再也沒有和Flaherty見面。據悉，Flaherty死於1969年10月，即與費里談話後的一年。死時非常潦倒，給人埋葬在Olean的一個葬場裡，一個沒有墓碑的墳墓內。

與Flaherty的一席話對年輕的費里產生相當大的衝擊。他在書中說，與Flaherty的一席話，是他「大學經驗中最豐富收穫之一」9。 他指出，有權力的人，如FBI的調查員，可以在不動用正式權力的情況下，把一個人毀滅 10。事實上，Flaherty真的就這樣無甚麼聲色地給某些FBI調查員毀滅掉。11 可以這樣推論，費里在後來作出加入FBI工作的決定，該「經驗」應有一定的影響。

※※※

雖然《我的聯邦調查局》要使一些期待「有料爆」的讀者失望，卻讓讀者有機會從「過來人」的眼光來回顧一下克林頓總統治理美國時，聯邦調查局如何在其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干預下，和國內外的恐怖份子、黑社會集團、和政客等的鬥爭，為維持公義、法治、和平等價值而掙扎。

不少讀者在讀過《我的聯邦調查局》後，指責費里有功自攬、有過諉人的傾向。12 他花了相對地大的篇章來描述他對克林頓的性醜聞和因交惡所帶來的傾軋，而放過了向讀者介紹他在任期內一些和恐怖份子所作的戰鬥包括有機的過程和聯邦調查局如何採取有效的措施來防止恐怖活動或拘捕某些恐怖份子的過程。13

效忠國家的人民而非效忠國家的機器

不過，持有這些論點的讀者始終是極少數。　大部份的讀者（特別是西方人）都認為，費里是正直、忠誠和有俠義精神的公職人員。他背棄他的恩主和上司，因為他要維持法律的正義性，在效忠國家領導人和效忠國家的兩難之間，選擇了效忠國家。從個人與個人的角度看來，費里對克林頓種種的攻擊和批評，是有虧忠義的。但若從國家的整來說，費里為了維持法律的正義和國家的尊嚴而挑戰其恩主，他仍應被為有氣節、有正義原則的人。

仁義正義兩無虧

應再一次指出，費里的成長經驗、法律訓練的背景、及其司法的生涯，除了使他重視紀律和信守法律的正義價值外，也使他深切地體會到權力不僅會使人腐化，也會使無辜的人受到傷害。他更指出，個別的執法人員在使用權力時，即使是在合法和合理的情況下使用權力，也可能使一些無辜的人受到不應受到的傷害。

縱讀全書，我們應可察覺到，費里對受到FBI調查的人的權益給予保護是有著強烈的堅持。他一再指出，FBI調查員無權因進行調查而使無辜的人甚至犯人受到不應受到的傷害，因為那種行為是不仁不義的、是上帝不能接受的。他苦口婆心地說，「身為美國聯邦調查局人員，擁有龐大的力量去從善或為惡，可以發起或停止任何一項調查行動；能夠對案件的起訴或是不起訴施加壓力，在這個過程中，可以把一些人的事業毀滅。」14 他向擁有調查權力的人作出忠告：作為調查人員，應本著正直、良心和人道等的原則來行使權力，以同理心和同情心來執行職務，以不枉不縱的態度來進行調查。對人（包括對受調查人）以「仁」、以「情」待之；對事以「法」、以「理」待之；對權力應戰戰兢兢地、憖憖地使用。

以上所述，都是費里從事公職生涯以來的堅持。就是他這種執著的態度，才使筆者以「仁義正義兩無虧」冠之於他。15

  1. Louis Joseph Freeh (with Howard Means), Bringing Down the Mafia, Investigating Bill Clinton, and Fighting the War on Terror,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2005.
  2. Richard A. Clarke, 在其著作 Against All Enemies – Inside America’s War on Terror 就指責費里扯克林頓的後腿，以致總統的反恐政策效果不彰。
  3. “… what I consider to be the first principle of public service: fidelity, courage, and sacrifice…” (p.68-p.69)
  4. “I spent most of the almost eight years as director investigating the man who had appointed me”. (p.vii-p.viii).
  5. 後來「9.11案」的主謀之一。
  6. 但Richard A. Clarke, 在其著作 Against All Enemies – Inside America’s War on Terror 則指，從朗奴•列根算至小布什的四位總統中，就以克林頓總統在反恐最為積極。只不過是費里等在扯克林頓的後腿，才使克林頓總統的反恐政策效果不彰。
  7. “I wear it as a badge of honor.”
  8. 就這一點，香港的廉政公署調查員就應虛心地學習。廉政公署調查員在查案時，往往在無意間傷害了受查人的權益，對後者造成毀滅性的後果而不覺有愧。事後為人問及時，還振振有詞地說，除非受害人能夠證明有關的傷害是調查員惡意地造成的，否則，受害人沒有向廉政公署追究責任的法律權利。根據筆者和廉政公署同事的接觸而理解，他們打從心底裡就不認為他們有責任保護受查人、疑犯、或犯人等的權益。
  9. “…one of my richest undergraduate experiences”.
  10. FBI調員在「不正式動用其手指就毀滅」了Flaherty (to ruin Flaherty “without lifting an official finger against him.”), pp98-89。
  11. 廉政公署的調查員往往在「不動用其手指就毀滅」了受查人而尚不自知。
  12. Such as “… he always done everything right and mistakes are other people’s handiwork.” Or “…he refuses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any failings and unerring proclivity to assign par5tisan blame to the other guys for any errors or omissions.”
  13. 但Richard A. Clarke, 在其著作 Against All Enemies – Inside America’s War on Terror中，不僅指責費里在扯克林頓的後腿使總統的反恐政策效果不彰，他還指費里壓抑追捕拉登和打擊「基地」組織最力的FBI高層幹部 John O’Neill，把他掃地出門。 John O’Neill 離開FBI後往世貿中心任保安部主任，才一週便死於九一一恐怖襲擊中。Clarke 暗指，John O’Neill實在是間接地死於費里之手。
  14. "…, as head of the FBI, you have such great power for good or ill. Directors of the FBI can launch an investigation or stop one, or they can influence the drift of an ongoing one if they so choose. Their position allows them to exert pressure to bring charges, or pressure not to. Careers can be made or undone in the process..." (p.176-177)
  15. 還有一點，就是費里每天花在睡眠上的時間只有五小時(p.201)，早上做過早操後即離家上班。 上午七時回到其辦公室開始工作(“By 7:00 most mornings, I’d be at my desk in the Hoover Building, going through e-mails, teletypes from overseas offices…” p.199)，晚上七時才回家休息。 這樣的工作模式簡直和我的工作模式完全一樣，幾使我誤以為書中所寫的人就是我自己。